拿破仑军事政府的建立，归根结底发源于对总体战争需求的必然适应，它的应运而生在法国当时所处的环境下是极其自然的，在其诞生之初就赢得了大量法国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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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政府建立的缘由

总体战争在19世纪初期尚属新鲜事物，突然之间取封建国家而代之的民族国家在坠地之初就被要求承担征召维持和高效运用百万规模军队的任务，这对于刚刚脱胎于旧制度的国家机器而言，无疑是一种巨大而残酷的考验。

何况总体战争很快就成长为集军事战、贸易战、宜传战、外交战于一身的，需要国家调集一切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进行的全方位的强力对抗，这委实令新生法国政府无所适从。而如何面对这种重压并无先例可寻，其他欧洲国家也不需要担负纵观历任革命政府归根结底都与战场局势形成牵一发动全身的关系，战局和政局互相影响，酷烈的军事局势实际上成为诱发一届届政府先后垮台的重要动因。

它们都没能完成探索出一条让国家机器平稳过渡到战争状态道路的任务，往往不是因为亏待了战场而垮台，就是因为薄待了群众而被推翻。拿破仑的执政自起始至全盛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信誉就可以佐证军事政府的高效和其合理之处。究其原因在于督政府不比吉伦特，在当时已经人心丧尽。

拿破仑政府的上台满足了五年来法国群众对于权威政府的热烈需求。人们已经学会意识到没有这样一座权威政府，法国将永无宁日，而这一政府满足了人们对秩序的强烈要求，这是它延续十四年而不像此前任何一届政府那样只一年左右就灰飞烟灭的根本原因。而当军政府不得人心的时候，胜利也不足以挽救它的信誉。

1814年克拉讷之战法军的得胜反倒使证券交易所的股指下跌，那时的军政府已经遭到法国人民的反感了。

拿破仑军人政府的特征

拿破仑军人政府的一大特征就是 重新扶起了文人行政官员，并与他们建立了牢固的合作关系 。十年革命让托克维尔所说的革命时期的首要政治家一一文人政府的威信和实力都消耗殆尽了，”文官中的有识之士都及时察觉到了这一点，由有实际作战经验、行事风格权威刚断的军人入主政坛可以说是有识文官开门迎入的结果。

不说雾月的主要发起者西哀耶斯、罗歇-迪科都是文官，其中前者还是文官中的元老翘楚，在他心目中不止拿破仑，茹贝尔、茹尔当、谢雷、马克唐纳、莫罗都曾是他考虑过拥立的对象，而这些清一色全是军人。另外,不止雾月政变，督政府以来，那些被压倒的反对派政变，无论是保王党还是山岳党，在谋划政变时争取重要军人参与行政也几乎成为普遍的做法。

可见，在这时引入军人涉政已经无形中成为文官普遍的潜在要求了。雾月的重要参与者、支持者如督政府外交部长塔列朗、警务部长富歇、司法部长康巴塞雷斯、五百人院议员拉默尔特、巴黎官员马雷、高级警官雷亚尔等文官都在政变过程中起过关键作用。政变甫一结束，一大批文官又立马投靠拿破仑麾下。

如后来的司法部长莫莱、内政部长沙普塔尔、国家参政蒂博多、国库部长莫利安，及果月时流放他国的战争部长卡尔诺。可见，拿破仑的军事政府是有大量文官支持的政府，军人与文官的密切合作是拿破仑军事政府的一个重要特征。

实行宽容则是拿破仑军事政府的另一特征 ，这成为拿破仑军政府与之前之后络绎不绝的军事统治大异其趣的地方。帝国境内所有平民的合法权益均受《共和八年宪法》和《民法典》的保护，而民法典的又以其宽容的民权色彩著称。

文官与军人的合作也不存在一方压迫另一方的情况，除了征兵和征物外，双方几乎是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高效不悖地运转的。党派宽容是拿破仑军事政府为恢复政局稳定而采取的重要举措。革命时期主政党派走马灯似地更替，新党上台意味着对旧党派的无情打击，雅各宾的断头台和督政府的流放政策把法国的政坛搅扰得浑浊不堪，文官政府也正是在这种党同伐异的空气中把自身的团结与力量消耗干净的。

军事政府的建立本身代表着对政党政府不合宜政策的否定，为此拿破仑主张消除一切党争党见。拿破仑致信雾月时没有和他站在一起五百人院议员弗朗索瓦·贝茨时称:“我们应当以全体法国人民为后盾，十年的浩劫催生了形形色色的党派主义，保王党、朱安党、雅各宾、斐扬等无数党派；是这些党派把法国推入深渊，是时候把国家从党派主义中拯救出来了。”

里尔市长与派驻当地的将军有闹党派情绪，拿破仑愤怒地斥责这位市长，“不得再闹此意见，你难道看不见我们所有人均在为法兰西效力吗?······雾月十七日和十八日,我竖起一面铜墙，没有人能透过它回顾过去。所有回忆都得在这堵墙上撞得粉碎。”

拿破仑依靠党派宽容的政策成功招致大批忠诚的公务人员，他的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政策最终为他的帝国吸引了大批流亡异乡的能人异士，这为文官政府的高效运作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流亡贵族在这种宽容的环境下也开始陆续回国，旧王朝的贵族因为宽容政策与拿破仑政权紧密结合。

截至1814年，拿破有28%的市长和41%的省长是贵族。”拿破仑还用宗教宽容为法国解开了十年的宗教纷争之结，他在控制了教皇国的基础之上与教皇签订了《教务专条》在法国境内实行普遍的宗教宽容，天主教、新教，乃至犹太教均获得信敦的自由，宗教迫害的行为被叫停，通过宗教宽容拿破仑再一次成功笼络固守传统信仰的大批群众。

改革是拿破仑军事政府的第三大特征，也是拿破仑为使法国更加适应总体战争发展的潮流而集中进行的国家机器的大调整。从执政府开始拿破仑就主持了法国的财政、金融、政治、司法、教务、教育、治安、新闻政策、地方行政等多方面、大规模的改革工作，他的改革卓有成效，使法国社会从革命时期的无序状态逐渐步入有序。

财政恢复平衡，社会生产和民众生活得到较之旧制度和革命混乱时期更好 的 保证。一则记录这样说，“1789年以前，农田所有人收入100法郎必须付给封建主14法郎，教会14法郎，政府53法郎，自己剩下18或19法郎1800年以后，他不需再给封建主和教会付税，只需付25法郎给地方或行省，自己余下70法郎。1789年前，手工工人要用20到39个工作日来赋税，1800年后只用6到19天”

通过改革让更多人接受帝国政府

用改革的手段让人民群众享受到生活水平的改善， 是后者接受帝国政府的首要原因 。改革后的法国实际上成为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治决策、财政金融人事任免外交权力统归中央，这实际上也符合路易十三以来法国一直处于的中央权力不断强化的总趋势，也让法国拥有了一整套能够为总体战争需求源源不断提供物质支撑的国家机器。

只是这一集权的趋势在拿破仑政府之前都以相对孱弱或不稳定的面目出现，路易十六、立宪派、吉伦特派、雅各宾和督政府的统治都不约而同地与法国最紧迫的客观需求无法调和，尽管这些政府都有自己与集权趋势相适应的一套办法。

督政府是一个物极必反的特例，它所依赖的共和三年宪法是一部以分权为特征的根本法，它的自行凋落说明了集权趋势的不可逆转，而况督政府始终都在为行政权的集中而频频调动军队。

拿破仑的军政府统治撇开了文官政府随意调用军队是否违宪的顾虑，直接把军人势力和文官行政结合起来，建立起独特的高效行政系统，效率与权威是这个政府的两大支柱，也是它的优越性所在。

在1800年以后以拿破仑的名字命名的长达15年的战争中，军队绝非孤军奋战，它因其最高统帅还同时身兼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外交政策决策者的身份，而与政治极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拿破仑从不逞匹夫之勇，他的战略制定通常由和谐并生的政治、军事、财政、外交等多重计划完美调和，极具弹性，因为它们通常会集中于一座宫殿、集中于拿破仑自己的决策机构中，保持着对他个人的绝对服从。

各种要素均在为他所拟定的最高战略目的共同发力。这种高效的集权政治体现出了适应总体战争的形势下，政治机器的焕然新生之处。假使没有这样的新机器，想要让各种决策有机调和到这种程度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通过建立以军人势力为后盾，拥有高效的文官行政系统，实行宽容团结的社会政策，拿破仑帝国完善并发展了革命以来对国家机器的改造，这些新的调整使法国率先成为一个可以适应新型总体战争的国家,它的征兵和物资调用均由更为坚韧灵活的行政触角所控制。

法兰西的国家机器是法国发动适应总体战争和取得接连胜利的最重要的结构保障。法兰西靠此坚固且灵活的框架在战争尚未进行之前就已经抢占了远胜于奥地利、普鲁士、俄罗斯等典型旧制度封建国家的先机这些国家还是典型的农奴制国家，行政结构相对脆弱单一，不足以应对迅猛的外部挑战。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五次反法同盟战争都由这些国家挑起发动，可一旦法国得以进入到外线作战，尤其是当法国进入到这些国家的防线以内时，这些国家便会瞬间输掉战争。而同样的情况如果发生在1792年-1799年的法，法国却可以反败为胜。这种足以适应总体战争酷烈新环境的社会政治结构，是唯独经历过大革命的法国所能先独有的。

其军政府的性质，只是一个破壳而出的新事物需要保驾护航的一种特殊表现,而当日后各国都已经掌握了这一新结构，且法国的安定已经成为定局时，这种军事护驾的积极作用也就日渐消除了，这也是后来拿破仑必然失去其统治基础的根源，同样的事例可以参看南朝中国和二战后韩国的历史来印证。

关键词： 国家机器 宗教宽容